LONG重磅 | 明代书画大展“龙与士”揭幕，约20组作品首次公开亮相
从左至右分别为：龙美术馆联合创始人、展览总策划刘益谦，龙美术馆馆长王薇，展览策展人谢晓冬。摄影：shaunley
樱花盛开之际，龙美术馆十周年系列展览之“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隆重开幕，展览由刘益谦总策划，谢晓冬策展，精选83件（组）明代书法、绘画作品进行展示，其中约20组系首次公开亮相。
开幕式上，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表示，“本次展览精选了我和我先生刘益谦收藏的83件（组）明代书画作品进行展出，包括近60位创作者，他们的生活年代跨元末和清初，囊括了浙派、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及同时代名家的书法、绘画及信札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多件长达十余米的手卷，极为壮观，为我们了解明代历史、文化、世族阶层，提供了切入口。”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致辞。摄影：shaunley
展览总策划，龙美术馆联合创始人、收藏家刘益谦称：“这次展览是龙美术馆开馆十周年系列展览的重要篇章，从‘南张北齐’大展，到‘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特展’，如今持续到了‘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办这个展览我纠结了很长时间，前前后后自己推翻了几次不同的构想，最后选择明代83件（组）书画来展示明代文人的笔墨，每一件作品都是我通过公开市场拍卖而来，用了差不多30年时间来完成这个体系的收藏。明代三百年，文人的思想，文人的绘画与书法，就像一座丰碑，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和仰视的。”
本次展览总策划刘益谦致辞。摄影：shaunley
展览策展人，在艺科技、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在序言中阐释了明代的经济实力：“明代是一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最初以农业立国，后期商业繁荣，到17世纪全球性贸易网络开始形成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往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支付手段。16世纪中期起，中国继宋代之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文艺复兴，通俗文学、出版业、哲学、科技和艺术得到全面发展。”
本次展览策展人谢晓冬致辞。摄影：shaunley
以下内容源自谢晓冬为展览撰写的文章
文 | 谢晓冬
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在长江流域作战时该地区遭遇大旱，传闻附近泥沼里时不时有龙出现，于是当地父老请他向龙祈祷求雨，朱元璋应允前往祭拜，后来果然天降甘霖，灾情解除。
今天看，这则收录于《神龙效灵赞》中的事迹是朱元璋当年初定天下，为自己编织“真龙天子”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宣传话语。但在元明的文献当中，关于龙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国运变迁、帝王更替有关的记载却不下上百次。
显然，“龙”不止代表着天命，还象征了一种宇宙法则或自然秩序。最新的气候历史学研究表明，元末至清初，人类历史上正处在小冰河周期，中国明朝的最后四十年，甚至可以称为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冷的一段时间。寒冷催生了瘟疫、天灾和饥荒，这进一步导致了农民起义和族群的空间流动，朱元璋在元末战乱中兴起并肇建明朝，以及明朝最终被清朝替代均与此有关。
当然，明朝兴亡的故事并非如此简单。在大明建立之初郑和下西洋时，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尚未开启，明朝是毫无疑问的东亚霸主。一个世纪后，由西方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的崛起开始改写东西方的力量对比，但终有明一代，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
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经济得到振兴，人口增加了近七千万。明代经济文化大发展，最初以农业立国，后期商业繁荣，到17世纪全球性贸易网络开始形成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往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支付手段。同期，欧洲和美洲的花生、红薯和玉米开始种植在中国的广阔大地。16世纪中期起，中国继宋代之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文艺复兴，通俗文学、出版业、哲学、科技和艺术得到全面发展。
“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展期：2023.3.25-6.18，摄影：shaunley
在这段漫长复杂的社会变革中，皇权依然是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朝的君主权力专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统治杂糅了蒙古可汗和宋朝皇帝两方面的传统，儒学依然是帝国政治文化的根基，但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却被严重动摇，这深刻的型塑了明代的政治生态，并成为明代在17世纪中期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同期，明代的相权虽然遭到削弱，但士绅阶层依然成为官僚体系的中坚。自15世纪起，他们不仅主导了明代地方社会的礼俗和经济秩序，还主导了帝国人才选拔的关键——科举考试。前所未有的竞争激烈局面促使士人除了考取功名从政外，也开始尝试更多其他的人生选择，例如耕读、从商、执业、行医、出隐、幕僚或者在野议政等。此间中国经济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也为此提供了客观基础。
这种多元化的士人生态既是明代文化艺术繁荣的深层背景，也正是本次“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的特别叙述所在。“士人”不仅是明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阶层之首，也是明代社会精神生活、观念和形象的塑造者。
“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展期：2023.3.25-6.18，摄影：shaunley
以今天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视角看，明代传世的图像与物品之丰富是之前的时代所未有的，它第一次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丰富性。而塑造这一印象的正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其他职业阶层。
在明代，尽管书法和绘画可以被职业匠人所从事，但被精英和富裕阶层认可和珍藏传世的依然大多是文人雅士的作品，以本次展览为例，其中有多数作者都是进士出身，并在朝廷有过或短或长的任职，列中如吴宽、王守仁、王鏊、赵南星、熊廷弼、史可法更是明朝政治、思想和军事史上的代表性人物。
书法和绘画在士人和时代的价值天平上，也被提高到与诗文创作几近同等重要的位置。尽管沈周终身未仕、文徵明也是短暂的周旋于官场，唐寅更因涉科场舞弊案终身鬻画为生、仇英为职业画师，后世并称的“明四家”生前早以画名广受推崇。
明代是物华丰盛的时期，这个世界里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多之精，历史上前所未有。虽然宫廷始终是艺术和奢侈品的生产和重要消费者，但随着晚明的到来，士大夫和富贵人家开始争夺对于“品味”的话语权，鉴藏之风风行明代社会，重要的近代和当代书画名家倍受追捧。
在17世纪初人们的书画品味发生之前，文徵明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和书法家，到晚明来自上海的董其昌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提出的文人画“南北宗”理论和艺术实践，深刻的改变了此后中国画的创作走向，本次展览中他的数件重要作品可供观众阅读，并与龙美术馆刚刚结束的“群星璀璨时——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特展”做一联想比较。
“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展期：2023.3.25-6.18，摄影：shaunley
本次特展展出明代书法和绘画作品合计83件（组），时间范围自元末到清初，类型包括扇面、挂轴、册页和手卷等，涉及到的创作者近60位，风格基本涵盖明代书画史的各个专题和流派，其中尤以多件长达十米的手卷而成洋洋大观，仅以图像的角度看，相信都将是一次关于明代的视觉盛宴。
但艺术不仅仅关于图像，它更是文化和历史。在展出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行旅、送别和雅集文化如何出现在明代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里，也将看到手卷、扇面和册页这些形式如何作为礼物和社交场景，巩固和创造人际关系。
绘画不仅仅基于友谊和礼尚往来创作，也被悬挂于特定场合和季节，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图像出现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呈现明代人的时空观和日常审美，甚至参与集体信仰的塑造（参见本次展览中的《圣迹图册》）。
但无论如何，绘画中的士气或文人气是至关重要的。吕纪、吴伟、张路、周臣、仇英这些或服务于宫廷，或服务于民间的职业画家，他们被时人追捧和画史铭记正源于此。
书法是最直接表现作者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更能体现书写者的内在学识、哲思与道德文章。士大夫未必擅长丹青，但书法是必修的事业，甚至皇帝本人日常也需临池不辍（参见本次展览中隆庆帝《行书五言诗》），当然这首先因为书写贯穿于文士阶层的各个生活场景当中，书写即生活本身。
毫无疑问，明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皇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复杂张力不仅是解读明代社会演变的关键线索之一，也是今天我们欣赏阅读明代书画的重要入口。浏览这些佳作，感受视觉审美冲击之余，我们会不得不感慨，“士是明代最具偶像性质的形象”，也会一次次被这些作品带回历史现场。而这，正是本次展览在艺术之外的另一期寄所在。
部 分 展 出 作 品
唐寅，《金阊送别图》局部，纸本水墨，手卷，21×132cm
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并记》局部， 绢本水墨设色，手卷，30.5×770cm，1557
仇英，《人物图卷》局部，绢本设色，手卷，29.5×618.5cm
吕纪，《红梅斑鸠图》，绢本设色，立轴，168.6×97cm
吴伟，柳荫炊钓图，绢本水墨，立轴，296.7×159.6cm
吴宽、祝允明、唐寅、蔡羽、文徵明、陈淳等，《吴门名士手柬》局部，纸本水墨，手卷，书：24×368.5cm；跋：24×228cm
蓝瑛，《晴岚翠暖》局部，纸本设色，手卷 ，40.5×337cm，1659
杨文骢，《南归图》，绫本水墨，手卷，26.5×424cm，1637
周臣，《观潮图》，绢本设色，立轴，181.5×99cm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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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与绘画特展
张晓刚：蜉蝣
施拉泽·赫什阿里：根茎
张季：火焰
乔尔·梅斯勒：灵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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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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